【人物简介】
名字:郑振铎
出生地:浙江温州
籍贯:福建长乐
生卒:1898-12-19——1958-10-17
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 重要历程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
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
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
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享年59岁。
悼词:
悼郑振铎同志
郭沫若
万里乘风八月槎,惊传瞬息坠天涯。
同行英杰成雄鬼,一代才华化电花。
人百其身如可赎,天原无眼漫兴嗟。
好将群力追前驷,读破遗书富五车。
《挽郑振铎兄》
茅盾
惊闻星陨值高秋,冻雨飘风未解愁。
为有直肠爱臧否,岂无白眼看沉浮。
买书贪得常顷篋,下笔浑如不系舟。
天吝留年与补过,九原料应恨悠悠。
2 主要成就
1927,旅居法、英等国,译著了《民俗学概论》《民俗学浅说》《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专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的大部分作品;
1932,《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眼界宽阔,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34,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
1957,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著作丰富之余,他的译作同样影响深远,范围涉及俄国、印度、欧美文学,题材广泛,在翻译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郑振铎先生被称为“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以《飞鸟集》为例,一直以来,郑振铎先生的译本都是公认的最经典且优秀的版本。他坚持做到“一面极力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在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之下,才有了如今我们所读到的简洁质朴而又富含深意的词句。
3 郑振铎与上大
上大成立后,革新教育制度,举办星期演讲会、夏令演讲会,邀请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吴稚晖、章太炎、郭沫若、胡适、郑振铎、叶圣陶等名流和学者到校演讲。
校长于右任放手起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聘请郑振铎到校任职任教。郑振铎先生,他既经历了上海大学的沧桑,也同样在静安区的康脑脱路的暨南大学上完了刻骨铭心的最后一课。
作品赏析: 我是少年
一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二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濆腾的热血和活泼进取的气象。
我欲进前!进前!进前!
我有同胞的情感,
我有博爱的心田。
我看见前面的光明,
我欲驶破浪的大船,
满载可怜的同胞,
进前!进前!进前!
不管它浊浪排空,狂飙肆虐,
我只向光明的所在,进前!进前!进前!
振铎兄的这首《我是少年》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觉醒的呼声……跟他结交四十年,我越来越深地感到这首诗标志着他的一生,换句话说,他的整个生活就是这首诗。
——叶圣陶
如今的我们,虽无缘逢见郑振铎先生来校讲学的风采,却仍可透过文字窥得其人格魅力与精神品格;而今的学界,亦回旋着这位严谨而谦逊的学者之余音。观其一生,不禁令人赞叹:“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 郑振铎
4 从《飞鸟集》看郑振铎:翻译家的严谨与谦逊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这句出自泰戈尔《飞鸟集》的、朗朗上口而为人熟知的优美诗句,译自我国现代杰出的翻译家郑振铎先生。他是我国“五四”时期涌现的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和翻译家,更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作丰富之余,他的译作同样影响深远,范围涉及俄国、印度、欧美文学,题材广泛,在翻译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近些年来,学界对郑振铎的译学理念普遍赞赏有加,评价他是“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开拓者之一”。1921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3期上发表的《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中,提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地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地移植于译文中”。尽管他的论述亦存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他充分践行了自己的理论,同时鼓舞了许多译者加入到翻译热潮中来,其中许多富有艺术性的译作无疑是广受好评的。
以《飞鸟集》为例,一直以来,郑振铎先生的译本都是公认的最经典且优秀的版本,这与他对于翻译工作的严谨、认真、精益求精是分不开的。在1922年的夏天,他开始了《飞鸟集》的翻译。为了能深入领会诗人的思想和创作心路历程,将作品翻译的流畅、精确、不乏诗意,他积攒了不少经验:在《小说月报》上翻译泰戈尔的作品;发起并成立了“泰戈尔研究会”;发表了国内最早介绍泰戈尔的文章——《太戈尔(即泰戈尔)传》和《太戈尔的艺术观》。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郑振铎力求“一面极力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在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之下,才有了如今我们所读到的简洁质朴而又富含深意的词句;在当时来说,更是为小诗运动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飞鸟集》出版以后,反响虽好,也存有批评之音。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梁实秋先生先后多次在评论文章中的批判,认为郑译不忠于原著,漏洞百出,是“一堆七零八落的东西”。郑振铎初时著《再论〈飞鸟集〉的译文——答梁实秋君》以表回应,多年以后,已然心境平和,致以书信虚心的接受批评并表达感激,更是在1956年再版《飞鸟集》中补译与纠错。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郑振铎先生可谓是虚怀若谷,其胸襟气度令人钦佩。
如今的我们,虽无缘逢见郑振铎先生来校讲学的风采,却仍可透过文字窥得其人格魅力与精神品格;而今的翻译界,亦回旋着这位严谨而谦逊的翻译家之余音。观其一生,不禁令人赞叹:“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图文编辑:丁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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